“我是五八年从福州参的军，参军后我就来到了东北，先在沈阳军区政治部做内勤工作。1960年，我从沈阳军区调到松江军区边防军侦察科当了一名侦查员。就在我来松江省军区的那一年。松江军区边防部队的布防，武器配置，后勤保障，等技术参数都给泄露了出去。当时边防局领导很生气，压力也很大。责令边防军侦察科侦破此案，侦察科通过对电台信号的追踪，锁定了当时位于明山县八一农大有特务在频繁的活动，并且初步确定了八一农大的m文教师米婉花有重大的嫌疑，但是苦于没有米婉花作案的证据，对米婉花不能采取措施。为了获得更加确凿的证据，为了把米婉花上下的特务一网打尽，侦察科的领导们研究决定后，把我调到了八一农大当了一名普通的教师。为了不引起米婉花等特务的怀疑，我从侦查科调到八一农大是有原因的。这样，我的档案就有了一段不光彩的记录。我是因为组织纪律涣散，作风败坏被边防军侦察科开除的。我知道侦查科的领导做这个决定是很难的，以后几年甚至十几年，我都会背上这样的处分，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工作。当时我们侦查科的科长叫邓含，是松江省军区一位资格很老的侦查员。据说他是在辽沈战役打锦州市参的军，是四野有名的侦察员。我在八一农大做潜伏工作，是邓含科长单线直接领导。

我被对松江军区侦察科开除一个月后。通过组织安排，我就成了八一农大的一名工作人员。我的文化水平不是很高，高中毕业后就参了军，在八一农大工作，有点儿力不从心，很难胜任大学教师的这份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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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八一农大后，在工作上出现了几次低级的错误，让米婉花察觉到了我来八一农大的动机。因此，从我调入八一农大的那一天开始起，米婉花就把自己深深的蛰伏了起来，很少在活动。很难找到她从事特务活动的证据。

六二年，星海湖干部管理学校从八一农大剥离了出来，米婉花调到了新海湖干部管理学校，继续做她的m文教师。我也通过组织的关系，从八一农大调到了新海湖干部管理学校。紧紧的跟着米婉花。

六二年的冬天，松江省军区边防军撤编。边防军侦察科集体转业到了松江地区公安处。当时我们侦查科的邓科长把我约了出来，他问我是同他们一同转移到松江地区公安处，还是一个人留在干部学校继续调查米婉花。

我知道继续留在干部学校风险会很大。为了工作，我已经被边防军侦察科开除。我就不能和侦察科的同志一同调到松江地区公安处，我的真实情况，也只有我们侦查科的科长邓含同志知道。但是为了工作，为了祖国的安全，我也只能默默无闻的做一个无名的英雄。

这样，我在干部管理学校一待又是六年，和米婉花在同一个学校工作。对米婉花有了更深的了解，知道米婉花是从部队转业过来的，具体她是如何参的军，以及她的身世却一直在困扰着我。

后来，我通过在松江地区公安处工作的邓涵同志，对米婉华身世在外面做了调查，结果还是进展不大，只知道米婉花父亲是一位中国劳工，解放前去了m国的海参崴，在那里当了一名伐木工人。至于米婉花是如何参的军，如何去的四野部队，一直是个谜。

当时的辽沈战役刚刚结束，林彪率四野的百万大军南下入关，参加平津战役。部队调动频繁，因此米婉花是从哪支部队转业过来的？她的档案上都没有记载。

这么多年来，米婉花一直以她的作风不正，风流成性，迷惑着干部学校的师生，借以掩盖她从事危害祖国的犯罪勾搭。

六六年运动开始后，一直单线领导我工作的老科长邓含，在松江地区公安处副处长的位置上受到冲击，被打倒，含冤致死。老科长死后，我的组织关系就给断了，彻底成了新海湖干部管理学校的教师。但我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党员，是一名秘密战线上的公安战士。凭着我对共产党的忠诚，对祖国的热爱，我一个人单打独斗，一直在努力寻找着米婉花的犯罪证据。米婉花同时也在怀疑我的身份，他也在秘密的调查我。

她通过她的关系，知道我在来干部学校之前，是松江省军区边防军的一名侦察员，可是松江军区边防军在1962年就已经撤编。在松江军区撤编之前，我是因为政治立场不稳定，作风败坏而被边防军开除的。我的档案做的很干净。

米婉花找不出我的一点破绽，但狡猾的米婉花还是一直在防范着我。

去年的五月份，她请假没有上班，整整一个月，我不知道她的去向。我旁敲侧击的问过巴主任，巴主任也说不出米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