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三十九年，王恭妃病重，朱常洛为探视生母，每日经苍震门入景阳宫问安，然而由于景阳宫宫门深锁，母子二人便只能隔着门缝说话。

当时，王恭妃察觉到郑贵妃的人正在暗中偷听他们母子谈话，于是提醒朱常洛，让他千万不要落人话柄。

自此之后，朱常洛再去景阳宫探望时，母子二人虽得相见，却默然不敢发一言。

直到王恭妃临终前，朱常洛这才鼓起勇气，亲自动手砸坏了景阳宫宫门上的门锁，正式走入景阳宫殿中去见奄奄一息的生母。

当时王恭妃已经双眼失明，她听见儿子的声音，便以手代眼，拉着朱常洛的衣角流泪道，“我儿长大如此，我死何恨！”

此言言毕，王恭妃便与世长辞。

朱常洛贵为太子，都不能亲自侍奉生母，让王恭妃享受上皇贵妃应有的待遇，可以相见他当年在东宫是如何得压抑，如何得郁郁不得志。

跟先帝的境况一比，皇帝在东宫时过的简直就是无忧无虑的神仙日子。

至于说万历朝的科道官把东宫都给欺负了，那更是无稽之谈。

自张居正去世之后，继任首辅多是软熟之人，虽有结好君主之心，却缺乏前辈首辅那样专决票拟的自信和能力，忌惮外廷讥议，阁部之争随之而起，吏部与内阁抢夺铨选大权，造成朝中党争层出不穷。

外廷官员每每以“擅权”之名指责首辅，抵制内阁侵夺六部权力，以致于继任首辅者不得不极力避免擅权之嫌。

在明神宗清算张居正后不久，内阁与吏部便各结强援，东林与齐楚浙三党并起分立，出现了“政府不能持权，而台省持之”的现象。

科道官借助“大臣一旦被弹劾，便需要上疏自辩请辞”的官场成例疯狂攻击内阁，导致万历朝的内阁辅臣深陷党争泥淖，甚至出现内阁辅臣俱被弹劾，无人秉笔拟票的情况。

明神宗为了躲清净，避免党争矛盾激化，干脆不再增补内阁成员，乃至万历朝后期的两位“独相”叶向高、方从哲先后力陈内阁缺员之弊，明神宗依旧不为所动。

更为极端的情形，便是万历朝后期，阁臣一度还面临着无票可拟的窘境。

明神宗出于权宜，将奏疏一律留中，无一发往内阁拟票，致使内阁无法正常行使票拟职能，以至于叶向高、方从哲闲坐终日，难以作为。

总而言之，科道再能耐，也只能在官僚系统内部搅风搅雨，跟着朝中党争搞搞党同伐异那一套，欺负到东宫头上他们是绝不敢的。

实际上，从万历朝到天启朝，对东宫影响最大的还是梃击案、红丸案与移宫案这“明末三大案”。

只是皇帝登基之后，迅速掌权，很快就将那“明末三大案”翻案了。

因此在经历了万历朝的阁臣们看来，谁都可以抱怨科道欺负人，但朱由校要非说科道欺压东宫，那就是得了便宜还卖乖了。

尤其现在的吏部尚书是王绍徽，其人是阉党中的铁杆分子，认魏忠贤作了干爹，对魏忠贤可谓是毕恭毕敬。

吏部每回提名一人或是罢黜一人，王绍徽必得事先禀命于魏忠贤，乃至朝中许多人背地里都唤他为“王媳妇”。

据说，天启四年时，状元韩敬仿照《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的方式撰写《东林点将录》，王绍徽将其编撰成书进献给魏忠贤。

魏忠贤初次翻阅此书时，不由惊叹道：“王尚书妩媚如闺人，笔挟风霜乃尔！真吾家之珍也！”

尔后，魏忠贤便根据《东林点将录》中所列的缙绅官吏名字，将书上之人一一贬职罢官，王绍徽就此一跃成为阉党中的关键人物，很得魏忠贤的喜爱。

所以天启六年的内阁和吏部是绝不可能再像万历朝中后期那样斗得乌烟瘴气、两败俱伤了，皇帝一早利用魏忠贤出手，把内阁和吏部都换成了阉党的人。

主打一个大家都是同一党派，彼此之间必须相亲相爱，科道在朝廷用人上的影响力相当于万历朝已然是大为削弱了。

不过此刻皇帝非要“忆苦思甜”，在场众人也不敢扫了皇帝的兴，闻言便纷纷出言安慰，感叹皇帝从前确实过得艰难，好在眼下总算是苦尽甘来了。

如此一阵吹捧过后，朱由校才说回正题，“行了，行了，闲话少说，还是谈谈这‘分票’由谁来执行吧。”

丁绍轼以袖掩嘴，又开始咳嗽，“还是臣来吧，臣年老体衰，早该回乡养病了，只是复开商税一事……”

朱由校接口道，“复开商税一事，朕是这样想的，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