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由校泛泛地说完这一通“抚蒙”大计，见丁绍轼连咳嗽都不咳了，这才见好就收地说回正题，“朕要对蒙古既防又抚，软硬兼施，想方设法地哄着蒙古人为我军卖力，那就得派熟悉边情又靠住的人去，这样寻常的事情，怎么在某些人眼里，就变成朕猜忌袁崇焕了呢？”

“而且阎鸣泰与王之臣去了辽东，又不代表他们俩一定就能管着袁崇焕了，以西南事为例，贵州巡抚乃是王瑊，总督川、贵两府，兼管云南、贵州、广西的军务是朱燮元，傅宗龙不过是山东道监察御史兼管贵州巡按监军事务而已。”

“但如今贵州一应军务，还不都是靠傅宗龙拿主意？朱燮元人在四川，鞭长莫及，王瑊虽为巡抚，亦不过是坐拥虚位，朕给傅宗龙的军饷还不如袁崇焕的一半儿多，怎么从来就不见有谁为傅宗龙抱怨？也从不见有人说傅宗龙会被朱燮元、王瑊欺负了去呢？”

朱由校越说越气，他想他一大家子省吃俭用，到处筹钱，结果换来的竟是人心不足蛇吞象。

辽东和西南的军饷若是能节省下来，自己造出来的“三大殿”还不知有多么巍峨瑰丽呢，现在倒好，几千万的白银扔下去，连个响儿都听不见！

冯铨不急不缓地又开口道，“傅宗龙乃监察御史，是为‘代天子巡狩’，位卑权重，且皇上令王之臣特改督师出镇，加升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隆委任，阎鸣泰以兵部右侍郎总督蓟辽等处事务，倘或袁崇焕与他二人意见相左，他又如何能似傅宗龙一般与之抗衡？”

朱由校回道，“兵部尚书与兵部侍郎皆为虚衔，并非实职，之所以加兵部尚书衔，无非是方便他们更好得节制一方，朕给朱燮元也加了兵部尚书衔，怎么就不见你们有这许多话来？”

冯铨回道，“依照我朝制度，总督兼了都察院右都御史的衔，是为正二品，加兵部尚书衔，则是从一品，巡抚兼了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的衔，为从二品，加兵部侍郎衔的话，为正二品。”

“如今王之臣是为从一品，阎鸣泰是为正二品，而袁崇焕是为从二品，旁的暂且不提，他们三人互相见了面，该是谁给谁行礼呢？”

朱由校立即道，“冯阁老可少拿这些虚礼来诓朕，这文官相见，不过互相作揖而已，又不似武官拜会文官须得叩头请安。”

“再说了，这科举上来的进士最讲风度，以为君子相交，须得大气礼敬，方为正派，他二人又岂敢怠慢袁崇焕？”

冯铨接着道，“皇上，这封疆大吏但凡是挂了兵部尚书衔的，即使是被任命为巡抚或经略，一律称作为‘督师’，而督师有统率地方之权，总督须听其节制，且自从王化贞下狱后，辽东便再未设过巡抚……”

朱由校打断道，“行了，行了，冯阁老也别在这儿磨磨唧唧的绕弯子了，直接说吧，你们外廷到底是想要朕怎么着啊？”

冯铨回道，“先前皇上给袁崇焕加了正四品右佥都御史的衔，这几日就陆续有科道闻风上疏，建议皇上将辽东经略一职给彻底罢了，将关外一切事宜全权委任袁崇焕。”

朱由校“呵”了一声，看向司礼监一众秉笔道，“这样的奏疏，司礼监不是早就替朕料理了么？科道官要有什么高论，直接跟厂臣说就是了，何必让内阁来朕面前发牢骚？”

大明百官上疏自有一套制度。

题本须得递通政司转内阁上奏，并备副本送六科，而奏本则须得由通政司或会极门抄录副本再送到文书房，文书房再送到司礼监。

唯一能例外的是内阁的奏疏，内阁位于皇城东角门，阁臣若想呈密揭，便可以用文渊阁印缄封进御，直接由门隙传递至皇帝御前，不用通过司礼监和文书房之手。

奏疏递交司礼监文书房后，经过登记，再交由皇帝御览，然后送至内阁，接着，内阁辅臣便对奏疏作出初步处理、代拟旨意，写成纸条贴在题本封面供皇帝参考，此举是为“票拟”。

“票拟”完成后，奏疏会再一次被送回皇帝手中，皇帝用朱笔在题本或奏本上批示意见，是为“批红”，而一旦票拟内容不符合皇帝的意思，奏疏就会被“留中”或“改票”。

所谓“留中”，就是奏章不下发，不作处理，所谓“改票”，就是对票拟内容加以删改或径直另做内批，发出“中旨”。

东林党倒台之后，朱由校因厌恶群臣党争纷扰，且不喜部分阁臣附和外廷上谏，奏疏留中或改票的现象越来越多。

到得后来，处理奏疏索性就成了魏忠贤的责任，皇帝是乐得当甩手掌柜，麻烦事一概不管不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