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也是情有可原，俗话说得好，“疏不间亲”，倘或藩王能入仕，皇帝一定会选择自己的亲戚，而非外姓臣子担当重任。

毕竟自古公族皆可为官，譬如西汉之刘向、李唐之李绛、南宋之赵汝愚，虽皆是宗室，但也皆为一代名臣。

可这样一来，文官们可就不愿意了，进士名额是考上一个就少一个的，文官们又如何会甘愿将自己这一群体的上升渠道让给朱家宗亲呢？

因此宗人入仕问题虽然好不容易解决了，但其中仍有种种限制，宗室科举入仕者，要削去原来的爵秩，这就使得宗室科举入仕形同虚设，许多不想放弃爵位的宗室宁愿整日无所事事，也不愿尝试科考。

故而朱由检但凡被外封去了封地，便是意味着他这个人，此生就与朝政无缘了。

即使朱由校再如何疼爱他这个弟弟，有祖宗定下的规矩在前，朱由检的待遇，也不可能比襄宪王与福王更好了。

而襄宪王与福王这两个宗室中的例外，也是得益于他们当时所处的政治环境，而这种政治环境几乎是不可能被复刻的。

襄宪王即是朱瞻墡，他是明仁宗第五子，明宣宗朱瞻基的同母弟，仁宣更替之际，太子朱瞻基在南京驻守，汉王、赵王蠢蠢欲动，张太后为防意外，便封锁了明仁宗的死讯，密令襄王监国，并迅速迎接明宣宗北上即位。

后来土木堡之变中，明英宗被俘，朱瞻墡在诸藩王中年龄较长，又素来贤明，鉴于他之前有过监国的经验，孙太后在一开始是想迎立朱瞻墡为帝，她当时已经下令取来襄国金符，并召襄王入朝。

但朱瞻墡得知此事后，并未应诏入朝，而是上疏建言，请立皇长子朱见深为太子，令郕王朱祁钰监国，以及要求朝廷招募勇智之士营救明英宗回銮。

待明英宗返回京师之后，朱瞻墡依旧处处回护明英宗，曾劝谏景泰帝要对明英宗“旦夕省膳问安，率群臣朔望见，无忘恭顺”。

可以说，朱瞻墡在英宗朝的政治表现，已经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是世所公认的宗室贤王，但是根据《明史》记载，朱瞻墡一生也才议了四回政。

第一回是在仁宣监国的时候，第二回是在请令郕王监国的时候，第三回和第四回都是在英宗复辟之后，一次是为按察使王槩请命，一次是劝明英宗省刑薄敛。

除此之外，朱瞻墡在史书中的一生可谓是乏善可陈，一个不掌握权力的亲王，即使素有贤名，也终究是有志难伸。

而福王的下场，却比襄宪王还要悲惨。

福王即明神宗第三子朱常洵，万历年间，朝中有两派分别拥护皇长子朱常洛，与福王朱常洵争夺太子之位。

朝廷大臣按照大明册立长子为太子的原则，大多拥戴皇长子朱常洛，而朱常洛原为明神宗偶然宠幸的宫女王氏所生，明神宗不喜欢王氏，所以不想立朱常洛为储君，反而有意立当时最得宠的郑贵妃之子朱常洵为太子。

为了争国本一事，明神宗与群臣争论达十五年之久，乃至以几十年不上朝的方式向朝臣们抗议，史称“万历怠政”。

直到“明末三大案”之一的梃击案发生，舆论对郑贵妃非常不利后，朱常洵才被迫离京就藩，太子朱常洛的地位也因而稳固，国本之争这才尘埃落定。

为了补偿爱子与皇位失之交臂的遗憾，明神宗拼尽国力，给予了朱常洵巨额的经济补偿，朱常洵离京去河南就藩的路上，随从的王府属宫、太监、卫队、物资车辆相望于道，数十里不绝，排场巨大，风光无两。

到达洛阳后，朱常洵所有请求，明神宗一概皆准。

除了额外御赐的两万顷庄田，以及无数奇珍异宝之外，连张居正先前被抄没的财产，江都至太平沿江南北千余里的杂税，四川的茶税，淮河地区的盐业等统统被明神宗划拨到福王名下。

一时间，福王府内的属官、太监以履亩督租为名，乘驿传出入河南北、齐、楚间，渔肉官民，捕杀庄佃，所至骚然，使得百姓怨声载道。

即便如此，朱常洵却依然贪得无厌，他四处大肆敛财，其名下财富之巨竟远超朝廷。

直到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克洛阳，在俘获朱常洵后，李自成将其虐杀肢解，与皇家园林中的梅花鹿一同烹煮，分而食之，名曰“福禄宴”。

一辈子养尊处优，体重重达三百斤的福王朱常洵，就此变成了农民起义军的下酒菜。

朱常洵会落得如此下场，毫无疑问是被大明的“藩禁”制度给养废了。

倘或朱由检没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