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造反派把走资派抓起来游街，是我这个窗口最主要的风景线。

我始终搞不清楚，我们干了几十年革命，社会主义也搞了十几年了，反对资本主义，批判资产阶级，始终是阶级斗争的主要课题，为什么现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反倒越来越多了？我下乡去搞“四清”的时候，我们被告知，有三分之一政权已经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于是到基层去大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当过工作组长、工作队长和工作团长，都是领导工作队员，斗争那些走资派，真是整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斗得那些走资派鸡飞狗跳。我还是没有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走资，我正在领导斗别人呢，一转眼我却被弄回去，被别人斗了，而且还是那个罪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简言之叫走资派。我正被别人斗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斗我的人们忽然又被造了反，被造反派斗起来了。他们还没有被斗完呢，斗他们的造反派又互相斗起来了。我看到的事实就是，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他，说不定后天就轮到他斗你了，再后天便是你我他不分，扭到一起，一场混斗。斗得昏天黑地，日月无光。题目还是一个：斗走资派。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我也不明白我们机关那些干了几十年的老革命，为什么也一定要走资本主义道路。更不明白这些红卫兵娃娃，为什么也在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只知道一点，斗人者人恒斗之。在这里大家信奉的就是“斗争哲学”，斗争就是一切，目的似乎是没有的。

由于有“斗争哲学”的指导，由于有走资本主义道路是现实的危险这样的说法，且看今日中国之域中，竟是走资派之天下，只有北京中南海和“文革领导小组”那里，似乎还有一片社会主义干净土地。于是全国上下，一起抓起走资派来。抓人，斗争，审讯，判刑，根据宪法和法律，这些专政职能，只准由无产阶级专政机关，公安、检察和法院部门来执行。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便全都乱了套，一句“群众专政”，就把一切宪法和法律废弃，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领导的各级造反派来掌握专政大权了。于是“群众专政”应运而生。

“群众专政”，这个名词也有根据的，据说来自经典：“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无产阶级专政由专门的专政机关如公安、检察、法院部门来执行，手续繁杂，规矩过多，已经不适应“文化大革命”的形势，而且这些公、检、法部门，和已经被“炮轰”和“火烧”了的党委和政府机关一样，本身就有许多走资派。他们一贯是执行反动路线，镇压群众的。在《我的一张大字报》里说得明白：他们“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把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依靠这样的专政机关，怎么可以呢？于是发明了群众专政。群众专政就是把每一个机关和单位都变成专政机关。那里当权的造反派掌握了专政的大权，他们可以对任何他们认为应该专政的人，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可以抄家，可以抓捕，可以批判斗争，可以捆绑游街，可以私设监狱，可以私设公堂，进行审讯，还可以根据“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那条《语录》的精神，实行刑讯，在触及灵魂之外，也可以触及皮肉以致触及筋骨。这就是“群众专政”。

既然全国上下抓起走资派来，在成都不仅西南局、省市委这些高级机关，有大大小小的走资派可抓，所有政府各级机关、大小企事业单位，无一处没有走资派可抓。于是在我的窗口外，便有一串串走资派被抓起来游街的壮观景象。

通常的游斗法，就是把走资派抓来，由一个个都是彪形大汉的专业的“群众专政队”也就是他们自诩的“革命打手”，作了各种打磨和修理后，两个人揪一个提上大卡车，站在最前面。很有点像揪死刑犯人上法场行刑的样子，初看是令人胆战心惊的。在他们的胸前自然是要挂上大牌子的，上面写着打了红叉的名字，名字前面写着“走资派”、“反革命”之类的头衔。车上站的是专政队，后面便跟着单位的造反派群众，打起旗帜，呼着口号，缓慢地从大街走过去。这就叫作“游斗”。

游斗的形式过不多久，又有了发展。走资派不仅挂上纸牌子，有的还戴上高帽子，那高帽子上写着罪名和名字。有的高帽子高到约一丈，颤巍巍地不得不有人专门扶着。我注意到，厚纸牌子变成木头牌子，发展到用铁块作牌子，那挂在颈项上的铁丝把走资派的颈勒得够呛，有的就在流血。后来更有新的发明，有的为了证明被游斗的是黑帮，就用墨把